2023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，全面刻画至2035年我国数字化发展蓝图。为进一步落实整体布局，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科技博弈，抢占全球数字化发展竞争制高点，亟须制定好未来5-10年我国数字化发展规划，并提升实施效能。

“目前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仍面临内容覆盖存在薄弱环节、科学方法使用不充分、多方协同不足等问题。”为此，澳门游戏网站入口副院长张凤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来5-10年我国数字化发展规划制定与实施的提案》中建议，在规划内容方面，健全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布局，推进数据要素立法，深化国际数字规则制定；在规划编制科学方法使用方面，强化战略预研，搭建监测平台，强化关键指标统计；在规划实施协同合作方面，加强战略目标分解，合理布局跨地方、跨部门项目，提升多元主体参与程度。

张凤认为，在规划编制和实施时需要关注几个方面的问题：在数字化发展规划重点内容方面，一是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布局缺位。如我国人工智能、量子信息、6G、半导体等数字技术发展的顶层设计不够，亟须根据技术发展新方向、新特征、新趋势制定战略规划。二是数据资产化布局有待加强。美欧日已围绕数据的价值发挥制定相应战略并加以实施，推动数据从资源向资产转变，我国相关战略亟须补齐。三是数字化国际合作仍有待拓展。受美西方“小集团”钳制，目前我国已正式签署加入的国际数字化发展合作协定仍不多，制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。

在数字化发展规划编制科学方法方面，一是规划预研有待进一步强化。部分地方或部门对战略预研重视不够，导致对现状分析不透、对趋势研判不准、对举措设计不实等问题，削弱了战略规划的效力。二是科技支撑规划编制有待加强。战略规划编制多以部门经验决策为主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在战略编制中的应用不充分。三是规划监测评估统计数据支撑不足。数字化发展新业态、新模式统计数据缺乏，阻碍监测评估工作开展。

在数字化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多方协同方面，一是地方与中央的数字化发展战略衔接不足。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目标的科学分解不足，尚未形成中央与地方上下贯通的数字化发展战略体系。二是各地方、各部门数字化发展战略协同不足。各地方、各部门数字化发展的协同性、综合平衡性不足，导致重复建设、资金分散等问题。三是多元主体参与规划编制和实施程度不够。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数字化规划编制深度不够，聚智作用发挥有限。

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，张凤在全国两会期间建议：

健全战略布局体系，抢占数字化发展战略制高点。系统梳理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图谱，找准关键核心技术薄弱环节，科学编制差异化发展规划。在法律层面确立数据资源持有权、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“三权分置”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，推动数据高效生产、流通、使用。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RCEP协定等为依托，加强我国与各国在信息技术标准、数字贸易规则、数据跨境流动协议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对接。

强化规划编制工具方法应用，提升规划科学性、前瞻性。充分发挥智库的建制化优势，对数字化发展关键前沿技术、风险挑战等开展系统研究，为数字化规划制定提供科学参考。依托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，搭建全球数字化发展监测平台，跟踪技术和战略前沿动态，为规划编制提供全面、深度信息参考。加快开展数字化发展关键指标的统计调查，为规划实施效果评估提供坚实数据基础。

完善各类规划衔接协调，提升数字化发展规划整体效能。强化数字化发展目标在各年度、各部门、各地区的科学分解，细化实施责任，形成任务表、时序图，发挥各任务阶段性目标对地方数字化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。加强跨区域、跨部门数字化项目设计，统筹资源配置，集约化推进数字化建设。创新政府部门、科研机构、科技领军企业联合开展数字化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工作机制，充分发挥各方研判优势。